11月15日，来自72886必赢欢迎光临吕永龙以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等科研单位的傅伯杰、姚檀栋和秦大河4位科学家，在《科学》（Science）合作刊物《生态系统健康与可持续性》（Eco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上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当前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未能有效支撑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问题，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应当提出一项面向未来的全球科学计划，填补研究空白，快速有效地应对全球变化的不确定性风险，建立起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的科学-政策平台，以推进全球可持续性科学的发展，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系统解决方案。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网站以“The Future of Future Earth: How global science programs can navigate the complex, shifting challenges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未来地球的未来：全球科学计划如何在复杂且不断转换的挑战中巡航可持续性科学”）为题对该文进行了报道（报道链接：https://www.eurekalert.org/news-releases/1007945）。

该篇文章主要观点如下：

为应对全球重大环境挑战，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来自科学组织、研究资助机构和联合国机构的国际合作伙伴联盟发起了“未来地球”计划。它已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大国际科学、技术和创新（STI）计划。基于国际公认的全球环境变化（GEC）计划，如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国际生物多样性科学计划（DIVERSITAS）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类维度计划（IHDP），未来地球旨在进一步“显著扩展现有的全球网络，并吸引新的机构和研究人员”。《未来地球2025愿景》确定了科学研究面临的八项关键挑战，以帮助社会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变化速度，并通过研究和创新加速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它的任务是逐步改变科学与社会的合作方式，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社会转型的跨学科研究调动资源，并寻找将科学与政策、知识与行动联系起来的新途径。实现这一雄心勃勃愿景的核心是：致力于与多个利益攸关方合作，共同设计和生产知识。即以提供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研究，来应对全球社会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未来地球”理事会委托国际专家组对“未来地球”计划进行了评估，并于2020年提交了评估报告。经过几年全球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幻和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放缓，世界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此，本文反思了联合国对全球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要求，并就全球变化计划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观点。

1、全球变化计划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整合了过去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之后，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未来地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科学和政策影响，并通过促进和支持高优先级的跨领域研究、支持社会多部门自下而上和共同创建的倡议，以及动员研究资金，为国际科学领域增加了价值。未来地球的核心是一个由研究人员和实践者组成的全球科学团体，它被组织成自主的全球研究项目（GRPs）和知识行动网络（KANs）。GRPs代表在可持续性科学前沿组织国际研究的具有悠久历史的网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在地球系统科学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KANs是近些年基于《未来地球2025愿景》中确定的主要挑战建立的，旨在为促进共同设计的综合可持续性研究的生产和传播提供协作框架。虽然GRPs和KANs的作用本来是互补的（最初对KANs和GRPs的设计是两个完全不同方向），但它们的某些业务/活动已经重叠。因此，关注点从以前的GEC计划转移到“未来地球”可能没有很好地完成。

虽然目前运行方向正确，但像“未来地球”这样的全球变化计划的轨迹应更好地与全球可持续性科学的需求保持一致。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下：

（1）目前的全球变化计划在激发解决主要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突破性研究方面表现温和

作为全球变化领域最大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地球”的理论指导是其战略研究议程。然而，在实践中，建立GRPs或KANs往往只考虑到资源可用性，但没有考虑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战略议程和需求。这无意中扩大了“未来地球”的使命，以解决全球环境可持续性的新兴问题。另一个问题与各学科的科学联合会（scientific unions）的参与和支持有关，各学科的科学联合会是促进不同学科前沿研究和国际合作的主要力量。与传统的全球环境变化计划不同，未来地球与国际科学理事会（ISC）所属的相关科学联合会在协调国际可持续性研究方面联系较为松散。由于科学联合会是促进国际研究、科学政策相互联系和科学造福社会的关键力量，因此，未来地球在全球科学界的知名度不够高。如果没有各学科的科学联合会的强有力参与，动态地球、全球发展和向可持续性转变的研究主题就会出现不匹配。在未来地球的规划和实施中，也缺乏参与和支持的国家或地区结构，因为他们在未来地球在全球范围内所做的工作中没有或很少有代表性，这导致“未来地球”对国家或区域研究的影响有限。

（2）全球变化计划没有正式的途径来快速响应社会需求

由于缺乏资源和难以获得更广泛的国家参与，未来地球采取了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并且似乎脱离了KANs、GRPs、科学联合会、国家委员会和区域中心。这使得它很难很好地了解社会对共同设计、共同实现和共同交付的需求。国家、省/州和地区的利益或参与未来地球项目和活动对未来地球实现其全球使命至关重要，但没有正式的途径将利益纳入全球未来地球议程。这也限制了全球中心的核心支持者之外的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意愿和能力，因为未来地球的日常运作是由总部设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九个全球中心的秘书处进行的。目前，除了全球中心的支持者，只有少数政府提供国家捐款。

（3）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新兴科学问题方面代表性不足

大多数未来地球实体，无论是全球中心、区域中心还是国家结构，都有强烈的本地需求和机会。未来地球目前还不能在优先推进全球议程的同时很好地满足当地的需求。这种不匹配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少数国家（拥有全球中心的国家）直接参与制定未来地球活动议程的全球决策过程。尽管未来地球已经减少了其全球中心对全球北方的偏倚，但就管理委员会和领导团队的代表性而言，全球南方在未来地球的决策过程、建立科学计划和开展国际研究项目方面仍然代表性不足。而全球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机会来解决由于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而产生的新兴科学问题，例如水安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2、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的五项优先行动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并成为国际权威的知识来源，如图1所示，一个综合的全球变化计划应该更加积极和敏捷地应对全球社会面临的大规模、复杂和紧迫的问题，同时认识到耦合的人类-自然系统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图1）。

提出如下建议：

（1）综合的全球变化计划应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国际研究平台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反映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政治意愿，这需要管理权衡，并最大限度地发挥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所有的目标和指标都必须在科学、技术和创新支持下，从国际到城市范围内实施。“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科学来实现2030年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联合国大会于2021年12月2日向全世界发出的信息。像“未来地球”这样的综合全球变化计划可以帮助联合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路线图，并制定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激励研究工作、集中投资和促进协调。未来地球可以在填补我们对全球环境风险认识的空白和解决不确定性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完善目标，为人类福祉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例如，未来地球的观测网络、高性能计算、地球系统模型、理论框架、数据管理系统和研究基础设施可以进一步加强，以跟踪人类维度和社会变化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SC）、贝尔蒙特论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大学（UNU）和作为观察员的世界气象组织（WMO）组成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科技联盟正在建立“未来地球”，并推动和支持其发展。该联盟应帮助未来地球修改其议程，以应对可持续生产、消费和城市化的重大挑战。

（2）综合的全球变化计划应该集中精力将科学转化为快速应对全球危机的政策

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冠状病毒大流行方面，无论是新的综合全球变化计划，还是未来地球，都应与其他利益攸关方更密切合作，如全球工业、商业、政府和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关键社会部门，以确定新兴的与政策相关的科学问题，满足他们在提供低碳和气候适应基础设施和技术、制定和实施创新激励措施以及制定标准方面的需求，加速向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进行转型。应更加重视全球环境变化和大流行病，吸取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经验教训，以更好地实现科学-政策-社会互动，并实现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复苏。应该开发一个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案例”组合，向不熟悉的社区展示，并使人们更广泛地获得全球和跨学科的可持续性观点，从而实现科学/政策/实践之间的融合。

（3）应加强与国家/区域结构的合作，以提供具体区域的解决办法

最近，联合国大会根据各国优先事项强调了基础科学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新的综合全球变化计划或“未来地球”都可能有助于制定和实施国家路线图，指导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通过识别差距、协同增效和权衡取舍，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通过增加区域专家参与确定全球研究机会、加强与国家和区域倡议的协调以及增加新兴和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的网络交流机会，加强国家和区域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应该从IGBP和DIVERSITAS那里继承为国家研发项目或国家科学基金会制定优先研究议程和资助指导方针的良好经验，并且应该与国家委员会建立国际伙伴关系，以填补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空白。ISC在科学协调方面的全球网络和经验也是很好的借鉴。鉴于全球环境可持续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尽快采取这些措施，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区域和国家节点的国际研究联盟。

（4）全球南方国家应更多参与计划以履行真正的全球使命

由于发展中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巨大挑战，因此，与发展中地区共同参与综合全球变化计划，解决气候变化之外的其他关键环境问题，如水卫生、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修复和消除贫困，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让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设想、规划和推动行动，跟踪进展并营造学习环境，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作用日益增强，发展中国家有望获得关键的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以分析权衡风险，并确定为实现预期的全球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关键差距。应该做出巨大努力，向潜在的合作伙伴和资助者展示附加值，让来自全球南方的科学家参与合作研究活动，提供针对特定区域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并增强发展中地区的能力。

（5）应进一步培育跨学科和代际文化，通过研究和创新实现向全球可持续性的转变

为了向绿色和低碳社会转型，需要各种新兴的气候变化选择和有前景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处理减缓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相互联系、陆地和海洋之间的碳封存相互作用、人类影响和治理。特别是，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已经出现了社会转型，来解决影响弱势群体获得高质量预防和保健设施的不平等现象。在解决全球风险治理问题时，需要采取行动和激励措施来改变学术文化，向跨学科的可持续性研究转变，促进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跨学科方法，并集合包括科学界、资助者、民间社会组织、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组织的全球可持续性科学的高水平合作伙伴，来确定优先研究领域。应采取联合行动来吸引年轻和多样化的科学家，其基本原则是将年轻人纳入所有委员会、知识行动网络和全球研究项目，以及全球变革计划的不同活动和各个层面。

总而言之，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综合全球变化计划，将所有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建立一个跨越地缘政治鸿沟的可持续性科学合作联盟，帮助制定和实施全球和国家科学技术与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路线图，分享科学和知识，以满足人类对水、健康、优质教育、环境卫生和粮食安全的需求，同时维护全球生态系统和地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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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pj.science.org/doi/10.34133/ehs.0143